“好日子就是看得了病、上得了学、养得了老、就得了业”。“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了，住房也有保障，只要医疗、教育、养老有保障就可以了，再能有活干、有钱挣，就是理想中的美好生活了”。
4月26日，在《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新书发布会上，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叶敬忠展示了调研中两位农民眼中的好日子。
叶敬忠带领一支43人的研究团队，自2021年3月起，在山东、湖南、陕西、浙江、河北等5个省共计10个村庄开展了“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研究，共完成农民问卷529份，完成对基层干部、新型经营主体、小农户的访谈154份，访谈资料156万字，最终形成前述研究成果。
研究发现，目前农民最关心、最迫切希望解决的依次是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种粮等九个方面的问题。
医疗问题排在农民最关心问题的第一位。在农村，因为生病而导致整个家庭的生活急转直下的情况非常普遍，农民平时最担心的就是生病和由此产生的支出负担，因此医疗保障是农民心目中生活富裕的基础和底线。有农民说，“生活富裕就是看得起病，不怕生病”。也有农民感叹道，“农村家庭最怕生病，一场大病就拖垮一个家”。现阶段，农村医疗条件有限，与城市差距较大，农民生病往往需要到县城医院或大城市的大医院治疗，医疗支出常常超出很多农民家庭的承受能力。农民反映，“乡村很难留住好医生”，“村里只能看看常见的小病，生病了经常被推到乡里，乡里又推到县里或市里”。同时，新农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上涨过快。一位农民说，“过去每人每年缴10元钱，现在每人每年缴280元，太贵了，种一年地也不够缴费，而且越到县外医院报销比例越低，三甲医院根本看不起。”
调研发现，有44.2%的农民指出，“看病就医”是其家庭主要支出之一。即使目前家庭没有重大的看病就医支出，但农民努力挣钱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万一未来家庭成员生病，能够得到较好的医疗服务。
子女成才是所有农村家庭的最大关切，而教育则是子女成才几乎唯一的公平路径。无论家庭经济情况如何，无论需要付出多少辛劳，农民都会倾尽一切，让子女上好的学校，得到好的教育。因此，农民对教育的关心常常超乎想象。农民说，“最关心的就是把孩子教育好,要搞乡村振兴，就必须解决农村的教育问题。”
但是，自2001年开始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导致了全国范围内村庄小学教育的普遍消失和乡镇初中教育的普遍式微，农村教育普遍上移至乡镇和县城，给农村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给农村孩子带来了巨大的入学和升学压力。调研发现，37.3%的农村家庭明确表示对教育很不满意。调研的10个村庄仅一半有幼儿园，无一有完整小学。pg电子游戏官网农民表示，“学校没有了，年轻人走了，村里没人气了”；“农村的好老师都走了”；“上小学都要走好几公里，接送孩子负担很大。”目前农村教育普遍面临“城市挤不进、农村又很空”的困境。为了子女教育，农村家庭常常需要在县城购房入学或租房陪读等，很多家庭也因此负债。
调研村庄常住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比例平均为33.7%，约为城镇（15.8%）的2倍。老龄化成为目前农村的普遍现实。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离开了村庄，农民深切地感受到农村最大的变化就是人老了，村子空了。老人养老成为每个农村家庭必须面对的压力，也是乡村振兴必须面对的现实。农民说，“生活富裕要让养老有保障”；“最关心村庄的养老服务”；“最大的压力来自养老”。
目前居家生活是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但家庭养老的功能不断弱化，自我养老的质量不断降低。在调研村庄，70.3%的老人为“老两口”共同生活或独居，子女照护越来越少，老人表示，“孩子们都在外面，不可能在家守着我们”。此外，目前农村居民养老金水平远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许多农民反映，“70多岁还要打工，80多岁还得种地，每月100元钱没有办法养老”。同时，精神孤寂也是农村老人的普遍状况。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而在农民看来，产业兴旺，就业则是重点。农民说，“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让农民在乡村有事做、有活干、有钱挣，这样就不用到处乱跑，而在本地就可以打工生活了”。因此，在衡量农村产业发展和产业兴旺时，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可以提供就业岗位的数量。一位农民说，“带动周围群众一起富起来才算真正的产业兴旺，如果就一个人富裕，那不叫产业兴旺，产业兴旺的标准要看这个产业能养活多少人。”
调研发现，目前乡村产业的发展根本无法提供吸引年轻人回乡就业的岗位，也不能满足在农村的中老年人口的就业需求。尤其是，随着城市“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等规定的出台，不少从事相关行业的农民工不得不返回家乡，但他们不可能立即开始养老生活。
调研发现，“种粮不挣钱”是许多农民的共识。尽管如此，大量小农户并不愿意放弃种地，因为粮食生产是小农户家庭的一种安全保障。一位农民说，“钱重要，粮食也很重要”。小农户普遍认识到，解决自己家庭的吃饭问题，这本身就是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一位农民说，“当我们70%的农民能自己生产粮食的时候，我们就很安全，如果我们国家有4～5亿农村人口都要买粮吃的话，那就是大问题。”
但是，未来粮食种植面临很多风险和挑战。一是目前农村只剩“最后一茬种地人”，很多已经60多岁，甚至70或80多岁，而大量年轻人和二代农民工不愿种地或不会种地，再过几年小农户可能出现“无人种地”的局面。二是农资、农机等粮食生产投入成本逐年上涨，而粮价长期保持较低水平，种地普遍不挣钱甚至亏本。三是粮食作物容易遭遇野猪破坏等生态冲突，且常常没有补偿或补偿很少。四是土地流转后常常因为用途改变而导致地力受损，地貌很难恢复。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民家庭产生的生活污水越来越多。调研发现，在居住环境方面，农民普遍对目前的“污水排放处理”表示不满。农民说，“现在农村生活污水的排放大多是‘顺其自然’”。农村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在居住较为分散的山区村庄，目前很难实现对家庭生活污水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此外，由“厕改”不彻底而带来的排污问题正逐渐显现出来。
目前，大部分村庄未能同步建成并入管网的污水收集系统，农村家庭产生的大量生活污水都是独立排放，且直接或通过化粪池排放到河流、湖泊、池塘、农田，或因无处可排而挖坑渗入地下。因此，生活污水成为生态宜居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一农民反映说，“排出去的污水肯定渗漏下去，而井就在家门口，所以家里的井水基本不敢吃，吃了会长结石，因此大家都买水吃”。这样的排放方式不仅污染了村庄环境和地下水资源，也威胁着农民的饮水安全和身体健康。
基础设施关乎民生福祉。我国脱贫攻坚的巨大成就已经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然而，调研发现，在部分丘陵地区或山区，尤其是非原贫困村，农民对乡村振兴的理解首先就是“基础设施能跟上”。他们非常希望“把家门口的路修好”；“能喝上自来水”。
在某调研村，通往外面的道路坑坑洼洼，一下雨更是泥泞不堪，村民认为自己被路“困”在了村里，他们抱怨道，“去镇上只有那一条路，还那么烂，来回十里，走路骑车都会摔倒”；“路又破又烂，粮食既没人上门收，也很难拉到镇上卖”；“就是因为路不好，年轻人走了都不愿回来”。有的调研村尚未实现自来水入户，因为不敢吃井水，家家户户不得不购买桶装水或净水器。除了饮水，有些村的生产用水也非常紧缺，影响着农业生产。
对农民来说，村干部是与其日常生产生活联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的“官”。农民认为，村干部最重要的是在安排村庄事务、分配利益资源、处理村内纠纷时保持公正，要“一碗水端平”。在农民看来，公平是乡村治理的最重要原则，村干部本身不一定要有经济实力，但一定要办事公平公正。
调研发现，71%的农民看重村干部“办事公平”的能力和表现。农民说，治理有效要靠“村干部以身作则，解决不公平的问题”。然而，部分村干部在处理村庄事务时常常看其他人与自己的关系远近，尤其是在利益和资源分配中，与自己关系近的家族、亲戚、朋友等，或者是村干部自己，往往获得更多，农民对此意见很大。尤其是在原扶贫、低保、救助等各类政府支持的项目实施过程中，那些未获得利益和资源的农户甚至是村庄，产生了巨大的心理不平衡。
全国有51.2万个行政村，异质性是乡村的基本特点,因此要求国家政策的实施必须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各地的自然条件和农民的生产生活现实。国家多次强调乡村振兴不搞“一刀切”、不刮风。然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证不出事”，常常采取“免责第一”的简单化思维，不顾农民生产生活的特点，制定各种“不准”、“不得”、“不允许”的禁令，并整齐划一地移植到村庄，强加给农民。
有农民反映，当地不准三轮车载客，而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他们种着几亩苹果树，上山路程远，一个老人很难把苹果运下山，需要两个老人协作，但若两个老人坐三轮车一起下地，则会被罚款。还有农民反映，当地以“生态”之名不允许村庄出现“三堆”，即草堆、土堆、粪堆，但这与农民的生产生活显然矛盾。农民感叹道，“政策到了‘下面’总是变得让人难以理解”。
针对乡村振兴中农民最关心的这些问题，研究提出了系列建议。这些建议包括，通过建设城乡医疗联合体的方式带动基层改善医疗设施条件，鼓励高水平医生到基层工作，减轻农民的医疗负担；适当考虑通过相邻村庄共建（恢复）完整村小的方式，让农村孩子“就近入学”，让教育回归乡村,鼓励高水平教师到农村学校工作；推动村庄“互助养老”、“抱团养老”等新型社区养老方式的实践和落地，建设共享食堂、日间照料中心等设施服务，解决老人（特别是空巢老人）最紧迫的生活难题；以实现充分就地就业为目标制定乡村产业发展规划；充分发挥小农户在粮食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加强村庄污水治理，禁止生活污水向土壤直接排放，对农民进行污水处理和化粪池建设维护的技术培训，在乡村建设中优先规划和实施农村垃圾和污水处理工程；对道路和用水等基础设施薄弱的村庄进行专项财政支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为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出钱出力；对村庄各项资源的分配过程和结果进行规范，避免在农户之间出现悬崖式差距，对村干部开展常态化职业道德和能力提升培训；加强农村生产过程的技术服务和监督指导，而不是简单地禁止正常的生产活动，加强对农民生活方式的科学引导和现代化改造，而不是一味地消灭农民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