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有多牛！齐国十大思想文化巨著，每一部都是光照千秋。兵学成就稳居先秦各国之冠。
淄博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早期文化经历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三个阶段淄博市临淄区作为齐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多达800年，被誉为“海内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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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临淄有着“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的辉煌，诞生了众多震铄古今的人物，而那些光照千秋的思想文化巨著，更是影响了整个历史。
工商名都临淄作为齐国都城，向以工商发达而著称。《盐铁论·通有》记载：“齐之临淄……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
齐国开国之君姜子牙对临淄的繁荣有开创尊基之功。最初封齐建都时，齐地是“地舄卤，少五谷，人民寡”(《汉书·地理志》)，环境非常恶劣。为了生存和发展，姜子牙通权达变、因地制宜，采取“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大力发展经济的立国方针。从而出现了后期“冠带衣履天下”的辉煌局面。
春秋时期，管仲继承了姜子牙工商立国的经济方针，大力发展盐铁业，实施对外贸易及优惠政策，致使“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据记载，此时的临淄财力充足，市场繁荣，人口众多，已有4.2万户，约21万人，成为五霸之首。战国时期，齐都临淄更是成为经济繁荣、市场林立、人口众多的大都市。《战国策·齐策一》有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其富而实……临淄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此时临淄居民已达35万之众。
到了汉代，临淄依然保持着十分繁华的状况。《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言：“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此时的临淄人口，约有50万之众，比西汉王朝的首都长安还要繁荣，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后人誉为古代“东方罗马”。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临淄之所以光耀于中华历史，不仅在于它是齐国都城，而且是齐文化发祥地。如今的淄博市临淄区及其周围地带，因文物古迹浩繁，被誉为“地下博物馆”。
《管子》是齐文化的经典巨著，是管仲学派的众学者们世代相传、累积成籍的成果，既有管仲思想的记录和发挥，又有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运用，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
《管子》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等各观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哲学、管理、教育、科技、民俗等诸多方面，集中反映了齐文化务实、变革、开放、兼容的特色和精神风貌，体现了以管仲为代表的一批齐国先哲的智慧。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管子》，是西汉刘向编定的。当时定为86篇，后佚失10篇，现只有76篇，内容分为8类：《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7篇，《短语》17篇，《区言》5篇，《杂篇》10篇，《管子解》4篇，《管子轻重》16篇。其思想内容主要包括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哲学思想与科技思想等5个方面。
以记录春秋时期齐国名相晏婴言行为中心内容。它既是以记言为主的历史散文，又是以传人为主的轶事小说。书中记载了很多晏婴劝告君主勤政，不贪图享乐，以及生活俭朴、爱护百姓、任用贤能和虚心纳谏的事例，运用夸张、虚构、对比、衬托等手法，使本书极富有故事性与文学色彩。
《晏子春秋》成书于战国时代，全书共8篇，后为刘向校编。除《内篇》六（《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外，尚有《外篇》二篇，题为“重而异者”和“不合经术者”，8篇内容几乎全部记叙晏子的立身行事。
《晏子春秋》全书共215篇，包括188个小故事，长者五六百字，短者仅30余字。塑造了崇礼爱民、廉洁勤政、能言善辩等鲜明性格特征的艺术形象——晏婴，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书中的“晏子”已不完全是历史上的晏子，他主张以“礼”维持国内的安定。主张薄赋敛，省刑罚，实施宽厚仁慈之治，主张以节俭力行取信于民。提出了“重民、恤民、济民”的政治主张及措施。
《齐民要术》为北魏贾思勰所撰，是我国第一部农业百科全书，在我国乃至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本书在前代农学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6世纪以前近400年间我国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尤其是以临淄为中心的齐地农业的科学技术。
贾思勰，南北朝时北魏人，农学家、食品科学家、农业经济学家。6世纪前半叶，当时的齐郡益都（今潍坊寿光市）人，曾任冀州高阳郡（今山东临淄西北境）太守，从事农业科学技术活动的地域范围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其著书的根本目的在于“要在安民，富而教之”，即如何使得民众生活安定，使他们生活富足和得到良好的教养。
《齐民要术》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内容，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农学体系，对农学类目作了较为合理的划分，全书11万多字，其中正文7万字，注释4万字。
《甘石星经》是战国时期出现的一部天文学著作。作者为当时的齐国人甘德和魏国人石申。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著有《天文》八卷，两书合称《甘石星经》。
甘德，战国时齐国人，先秦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是世界上最古老星表的编制者和木卫二的最早发现者。他测定的恒星有118座。石申，约生于公元前4世纪，又名石申夫，战国时代魏国天文学家、星占学家，著有《天文》八卷、《浑天图》等。他测定的恒星有138座。
《甘石星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书中记录了水、木、金、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情况以及它们的出没规律。书中还记录了800个恒星的名字，有121个的位置现在已经被测定。甘德还用肉眼发现了木星的卫星，比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在1609年用天文望远镜发现该星早2000多年。甘德和石申都发现了火星和金星的逆行现象。他们把行星从顺行到逆行再到顺行的视运动轨迹十分形象地描述为“已”字形。
《考工记》是一部记录齐国政府制定的关于指导、监督、考核官方手工业、工匠及奴隶生产工作制度，具有“齐国官书”性质的手工业技术与工艺典籍，经齐国人之手完成。约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
《考工记》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是我国最早的手工业科技巨著，对研究我国古代科学技术价值极大。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分五章：总论、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下卷分三章：刮摩之工、搏埴之工、攻木之工。
《诊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医案典范，开了中国医学临床病案记录之先河，对研究古代医术、探讨医史、启迪后世等方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诊籍》的作者为西汉临淄人，约生于公元前215年。因曾经做过管理齐国仓库的小官，故人们尊称他为“仓公”。《诊籍》内容详尽全面，包括了患者姓名、年龄、性别、职业、籍贯、病状、病名、诊断、病因、治疗、疗效、预后等等，是医学研究中颇有参考价值的珍贵资料。
但由于淳于意创作《诊籍》的初衷是便于自己备忘、参考，再加上年代久远，所以其原作并没能流传下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出自《史记》的记载。《史记》中记载了《诊籍》中的25 例病例，其中治愈 15 例，不治 10 例，涉及现代医学的消化、泌尿、呼吸、心血管、内分泌、脑血管、传染病、外科、中毒以及妇产科、儿科等。
《诊籍》所载的治病方法有针灸、药物、食疗等，涉及的方药有下气汤、火齐 (剂) 汤、苦参汤、莨菪药、消石、芫花、米汁、药酒、柔汤、窜药、丸药、半夏丸等，尽管有些方药的记载不具体，但法理自通，且有创新。
中华兵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齐国都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稳居先秦各国之冠。齐国杰出的兵家人物最多，姜太公不仅是齐国兵学，而目是整个中国军事文化的开拓者。他辅周灭商，平叛安周，为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卓越功勋。其兵法《六韬》，对中国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兵家始祖”。其他如司马穰苴、孙武、孙膑、田单等等，他们精通兵学，善于谋略，战法超群，成功指挥了一个又一个的著名战役，为后人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战例典范。
齐国兵学著述最丰富。宋神宗元丰年间颁定的《武经七书》，其中《孙子》《六韬》《司马法》《三略》都属齐地兵学。除此而外，齐地重要兵学著述还有《齐孙子》即《孙膑兵法》，而在《管子》一书中，同样保存了数量可观的兵学论文。正是由于拥有如此丰富繁多的齐地兵学传世之作，才长期以来赢得了齐国兵学“甲天下”的美誉。
《孙子兵法》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距今已2500多年，是现存中国和世界最古老的一部兵书，也是军事理论史上最早形成战略战术体系的一部兵学专著。该书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被人们尊奉为“东方兵学鼻祖”“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兵经”“百代谈兵之祖”，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全书共分13篇，前6篇主要论述战略问题，后7篇侧重于具体战术，约6000字。书中包含了战略学、战术学、军事预测学、军事情报学、军事心理学、军事管理学、军事地形学、军事后勒学第多种学科。内容之主富、思想之深刻和成熟程度之高，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兵书，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高兵学成就。
《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兵学的尊基之作，托起了齐国兵学甲天下的历史位置，确定了临淄作为中国兵学文化中心的地位。
《孙膑兵法》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由战国中期杰出的军事家孙膑与其弟子所著。原著 89篇，图 4卷。后来失传。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一批孙膑论兵的竹简。经专家整理、编纂为《孙膑兵法》，分上、下编，各15篇，共收364简，1.1万余字。1985年版《孙膑兵法》定为16篇，共收222简,近5000字。
修正后的《孙膑兵法》内容主要包括：《擒庞涓》篇主要记述孙膑在桂陵之战中，用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等办法，迷惑敌军，诱使魏将庞涓弃其辎重，兼程追赶，最终乘其方虚，在桂陵大破魏军，俘获庞涓。
《见威王》篇主要记述孙膑初见齐威王时，陈述自己对战争的看法。《威王问》篇主要记述孙膑与齐威王、田忌关于用兵之事的问答。齐威王问九条，田忌问七条，孙膑都给以圆满的解答。前一部分就敌我兵力对比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作战方法。后一部分主要指出用兵最重要的是“必攻不守”。
孙膑继承和发展了孙子的军事思想，总结了战国前期和中期的战争经验，围绕着新形势下的战争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主张，丰富了齐国兵学理论的内容，促进了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发展。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托名吕尚所撰，其始作者为齐国史官奉命编纂，后又经多人之手校订、增删而成今本60篇的《六韬》，被誉为兵家权谋类的始祖。
《六韬》全书分6章，依次是《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前两章主要讲修德行仁以树敛致强致盛的治国方略，后4章论述战争谋略、战术运用、军队管理、训练及装备等。
《六韬》阐述了以爱民为基础的战争观；提出了以文伐为核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对优秀将帅应具备的五种素质即勇、智、仁、信、忠做了界定；强调战前准确了解敌情，把握好战机，高度重视军事后勤工作。《六韬》作为我国古代兵学名著，在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武学教本，成为武将们必读的兵书。
田齐代姜齐以后，齐威王使人收集、校订、论证古代的司马兵法，而把大司马田穰苴的兵法收录其中，故《司马法》也叫《司马穰苴兵法》。
《司马法》是我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汉书·艺文志》载《司马法》共155篇，后多亡佚。今本《司马法》共5篇，依次为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前两篇以记述西周军礼内容为主，后三篇则主要是穰苴的阐发之辞和后世的发挥。
《司马法》论述的范围极为广泛，基本涉及了军事的各个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与治兵的原则，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出师礼仪、兵器、徽章、赏罚、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其“相为轻重”的朴素辩证法军事思想、“以战止战”的战争观、“仁义”为本的治军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司马法》为历代帝王、兵家、史家、文学家所重视。自《史记》以下，《七略》《汉书·艺文志》及历代史志都有记录。至明清时期，《司马法》版本不少于六七十种，并有多种外文译本传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