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借鉴系统论的原理，对以上四种经营主体统筹兼顾，引导其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分工协作，坚持家庭农户经济在管理方面的成本优势、示范合作社在规模化生产方面的作用，突出集体经济的财产性收益和其在环境治理方面的便利，推广国有农场在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以及在产业链建设方面的引领作用，以此化解高效、优质、节约、友好目标诉求中的内在矛盾， 形成“ 四位一体 ” 农业经济体系，从而走出农业现代化的新局面 。
我国农业现代化经历了几十年的历史性探索和长期不懈的实践，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目的，一步一步转变为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框架下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在资源约束加大、人口压力加剧、国际环境复杂、农民增收难度加大的形势下，我国农业现代化也面临着严峻挑战。进一步转变增长方式，建立高效、优质、节约、友好的品种研发体系，鼓励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品牌化经营，促进建立“四位一体”的农业经济体系，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未来方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依据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不同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根据生产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农业实践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将我国农业现代化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阶段；效率优先、兼顾环保的生态农业示范阶段；高效、优质、节约、友好的现代化农业阶段。
1949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16.5亿亩，单位面积产量68.62公斤/亩，粮食总产量1.13亿吨，而全国人口总数为5.4亿人，人均粮食占有量为208.9公斤，比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温饱线多公斤。提高粮食产量，成为当时的必然选择。
增加耕地是提高粮食产量的首要条件。有研究认为，粮食播种面积对粮食产量的产出弹性达0.8，即粮食播种面积每增加1%，粮食产量将增加0.8%。新中国成立初期掀起的大规模垦荒运动，使得1949年到1956年之间，共增加耕地3.96亿亩，增幅达24%，粮食总产量增加7957.2万吨，增幅达70.3%。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1953年至1957年，群众性的小型水利建设效果明显，灌溉面积不断扩大，1957年达3.75亿亩，比1949年增加1.36亿亩。此后虽然社会主义建设遇到曲折，但水利建设规模大、力度强，到1984年共修建水库8.5万座，其中大型水库338座，有效灌溉面积提高至6.67亿亩。
农业机械化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1952年，我国开始试办国营拖拉机站，到1983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8亿千瓦，排灌动力在抗旱防涝中基本替代了人畜力提水，粮、棉、油、饲料等农副产品加工也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由1952年的266.21元/人年，上升至1984年的1041.25元/人年，提高了2.9倍。
化肥是粮食增产的重要物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化肥产量不足3万吨。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我国先后从苏联和西方国家引进大型化肥化纤设备，同期又自行设计了几十个中型氮肥厂。1984年，我国农用化肥产量达1482万吨，比1950年的7万吨增加了210倍。1981年全国化肥试验网就化肥对农作物增产的效能试验结果显示，粮食增产40%来自化肥。
种子是粮食增产的重要因素。种子行业经历了家家种田、户户留种，“四自一辅”（主要依靠群众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之以必要的调剂），“四化一供”（种子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品种布局区域化，以县为单位，组织统一供种）等阶段，为良种研发、繁育、推广提供了体制保障。1957年，我国学者李竞雄和郑长庚主持育成了高产的玉米双交种农大7号。1974年袁隆平育成中国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1982年，全国基本实现良种化，水稻良种覆盖率90%，杂交玉米70%，杂交高粱80%。
通过增强生产要素投入，我国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发展。1984年粮食总产量为4.07亿吨，比1949年增加了2.94亿吨；亩产量240.55公斤，比1949年增加了172公斤；人均粮食占有量392.84公斤，是1949年的188.05%。
1985年6月，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发文提出发展生态农业，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
“生态农业”概念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70年代后一些发达国家率先掀起了以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为主的替代农业思潮，发展生态农业被认为是其中的一种重要途径。我国在环境污染事件频发和首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触动下，开始了以“三废”（工业废渣、废水、废气）治理为主的环境调查和保护工作，学者们则于70年代末提出了发展我国生态农业的建议。
在这之后，北京、浙江、重庆等地开始了区域性的生态农业试验，但由于当时农业部门的主要精力在配合全国性环境治理上，并未及时给予相关政策支持。1985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发文之后，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建立了19个生态农业试点。1993年，农业部、国家计委等七部委研究决定在全国组织50个生态农业试点县。2000年，七部委启动第二批50个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
尽管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在全国起到了较大的带动作用，但是数据表明，这个时期的农业经济主要特征仍然是效率优先。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最大限度地开垦荒地，耕地面积从1985年的14.5亿亩增加到了2011年的18.4亿亩。与此同时，水库数量由1985年的8.32万座增加至2011年的8.86万座，其中大型水库由340座增加至567座。2011年有效灌溉面积达9.25亿亩，比1985年的6.61亿亩增加了2.64亿亩。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985年的20912.55万千瓦，攀升至2011年的97734.66万千瓦。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由1985年的1162.7元/人年提高至2011年的29644.43元/人年，提高了24倍多。
此外，全国化肥产量由1985年的1322.2万吨升至2011年的6419.39万吨；亩均化肥施用量由1985年的8.24公斤，提升至2011年的23.79公斤。农药产量由1991年的76.53万吨，提高到2011年的178.7万吨，农药亩均施用量由0.34公斤提高到0.75公斤。通过市场开放和种业竞争，种子企业逐渐成为创新主体。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2011年，全国持有效经营许可证的种子企业达6991家，农业植物新品种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达9016件和3713件。
2011年，粮食总产量达5.88亿吨，比1985年的3.79亿吨提高了55.15%；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从1985年的232.2公斤/亩提升至347.25公斤/亩，提高了49.55%；人均粮食占有量提高到437.82公斤，超过粮食安全线公斤。
可见这一阶段，我国在生态农业方面作出了有益且深入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总体来看，具有效率优先、兼顾环保的特征。
在此阶段，农业现代化的内涵进一步扩大，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消费者利益与农业现代化直接挂钩。2005年之后，我国相继出现了“苏丹红事件”“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湖南毒大米事件”等，一系列的事件加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出台。
内源性污染成为现代化农业亟需解决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畜牧业发展迅速。2017年生猪出栏量70202.1万头，出栏肉羊30797.7万头，家禽出栏量130.2亿只，畜禽粪便成为新的污染源。2017年全国畜禽粪污产生量约38亿吨，比2010年的32.5亿吨增加了5.5亿吨。虽然2017年的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从2010年的37%提升至64%，但总体仍然偏低。另外，我国年产约9亿吨秸秆被大量焚烧，由此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气体加剧了大气污染的问题。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下降。2014年，延续了10年之久的收储制度破冰改革，使得主要农产品价格下跌。这导致农民家庭经营净收入增幅下降，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由1985年的74.45%下降至2018年的36.66%。
由于成本高涨、收储制度改革滞后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粮食安全出现了结构性矛盾。以大豆为例，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数据，2012-2013年度，我国大豆年度总需求量为7465万吨，但产量却只有1360万吨，严重供不应求。2016年玉米总消费量1.78亿吨，而当年总产量却高达2.65亿吨，严重供大于求。如何以市场化手段调节供求关系，成为新形势下农业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基于以上多种情况的出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并纳入“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建生态文明示范县和示范村镇。2014年1月，环境保护部发布了生态文明村（18项）、镇（21项）量化指标。2015年4月，农业部印发《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一控两减三基本”（即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膜基本资源化利用）的目标。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明确把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除此之外，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农业现代化的长期目标和短期任务作出部署。
经过以上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和政策推进，高效、优质、节约、友好等多方面诉求的农业现代化新内涵日益形成。
70年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内涵与时俱进，农业现代化实践不断取得进步。但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需要重视和研究的新问题。面对资源约束加大、增收难度提升、安全形势严峻、环境压力加剧的多层次挑战，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任重道远。
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和巩固。为夯实粮食生产能力，2017年3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指导意见》决定划定9亿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2.38亿亩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截至2018年7月底全国已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1.77亿亩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0.34亿亩。同时在“两区”基础上创建集中连片、生态良好的高标准农田。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2018年底，全国已建设高标准农田6.4亿亩。截至201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6.58亿吨，是1949年的5.8倍，连续7年稳定在1.2万亿斤以上；粮食播种面积连续7年稳定在17亿亩以上；单位面积粮食产量连续7年保持在350公斤以上。
现代化农业科技实力取得可喜进步。2018年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达58.3%，比2010年的52%提高了6.3个百分点。2017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接近10亿千瓦，机播面积18.4亿亩，机耕面积13.5亿亩，机收面积14.2亿亩，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67%。2018年我国良种覆盖率超过97%，良种对增产的贡献率达到45%。
农产品品种结构发生明显改变。经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8年玉米播种面积由2015年的67453万亩调减为63194万亩，调减了4200多万亩；2017年大豆播种面积由2013年的7050万亩扩大到8245万亩，增加了近1200万亩。改革后，价格由改革前较高的临储价格向较低的进口价格靠拢，起到了调节供求关系的作用。
农产品质量得到显著提升。据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数据，2018年“三品一标”产品总数为121827个。其中，绿色食品数量为30932个，有机食品数量为4323个，无公害食品数量为84049个。绿色食品抽检合格率达99.34%。
农民持续增收，城乡差距缩减。在宏观经济趋缓和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双重背景下，农民增收速度由两位数缩减为个位数，但仍然保持在8%以上，高于GDP增速两个百分点左右。此外，城乡居民收入倍差降至2.69，为18年来的最低点。
农业生态环境向好发展。据生态环境部数据，2017年净减少耕地面积降至89万亩；2018年化肥、农膜施用量连续两年下降，农药施用量连续三年下降。另据水利部数据，2018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比2011年减少3.18亿亩；农业用水量占全社会用水总量的61.4%，比1997年下降了9个百分点；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36。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8年水稻、玉米和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农药利用率分别达37.8%和38.8%，比2014年降低2.6和2.2个百分点；秸秆综合利用率达82%；禽畜粪污综合利用率达64%。
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复杂化，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专家预测，2035年我国人口将突破15亿，而耕地资源则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等原因日益减少。保证粮食安全的主要手段是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2015年至今，袁隆平、李登海、李振声、王连铮等专家团队陆续创造了水稻、玉米、小麦、大豆的单产纪录——1203.36公斤、1400公斤、974公斤、423.77公斤。但是由于政策支持、科技推广、农民素质等因素，这些小面积的试验数据并未迅速地扩大为农民的实际种植成果。提高种业的科技转化率，成为现代化农业的首要任务。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遭遇口粮挑战。改革五年来，棉花、大豆、玉米等临时收储制度先后取消，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格以逐步降低的方式进行改革。但是到了2019年，稻谷价格停止继续下调，理由是稻谷是主要口粮，影响较大。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2019年1月预测，国内稻谷总消费量为19330万吨，2018年稻谷实际产量21213万吨，年度结余1883万吨。专家估计，稻谷库存量已高达1.2亿吨，隐有成为第二个玉米的趋势。稻谷价格将何去何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更好推进？成为摆在现代化农业面前的一大挑战。
伴随着家庭经营净收入增幅下降，受宏观经济影响，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因进城务工农民工数量的减少，出现了增幅下滑的趋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13506万人，比上年减少204万人，下降1.5%；在农村居民四项收入中排名第三位的转移净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已上升至20%，但是否能够持续增长不得而知。而作为最后一项的财产净收入由于基数较低，在短期内对农民增收作用有限。农民增收难度加大是农业现代化中的一项难以忽视的挑战。
和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农业经济与环境污染这一对单一矛盾相比，党的十八大之后，农业现代化面临多个矛盾：粮食安全要求保持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和稳定，而食品安全则要求保障农产品质量的提升，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实现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同步提升？农民增收既依托于农产品产量的增加，又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有没有办法可以在改革的前提下保持价格的稳定？实践证明以增加资源要素投入的办法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会破坏生态环境，那么如何在节省资源要素投入和提高产量质量之间找到平衡？食品安全需要投入更多管理成本，同时以减少产量为代价，那么如何在消费者那里获得合理溢价？
以上诸方面的挑战不仅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农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由于人口压力和资源约束，我国农产品品种的研发和推广始终建立在高产的基础上。无论政府、农民还是消费者，都以增产作为衡量种子优良与否的主要标准。但是，当粮食安全、农民增收、质量安全、环境友好这四个方面的诉求被统一到一个内涵之后，建立一个高效、优质、节约、友好的品种研发体系，显得重要且急迫。
高产仍然是高效的重要内涵之一。目前，我国主要农作物亩产量仍然有较大上升空间。以玉米为例，2017年全国玉米平均亩产量为407.33公斤，而同期美国玉米亩产量却高达590.95公斤，比我国高出183.62公斤。2017年我国玉米播种面积为63598.5万亩，我国玉米亩产量如果能达到美国的水平，就等于在单产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28669.52万亩耕地。再以大豆为例，2017年我国大豆平均亩产量为123.5公斤，而同期美国大豆亩产量达220.01公斤，比我国高出96.51公斤。2017年我国大豆播种面积为12368万亩，我国大豆亩产量如果能提高到美国的水平，就等于在亩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9665.07万亩耕地。
同时，随着城市居民消费升级，消费者对农产品品质提出了营养和口感等方面的需求，这就要求品种研发人员能够将营养甚至口感列入到研发标准中去。2018年农业农村部提出增加供给优质稻、强筋弱筋小麦、优质食用大豆、“双低”油菜、高品质棉花、高产高糖甘蔗和优质饲草，并为此颁布了国家质量标准。但是在以往的品种审定标准中却较少顾及这些标准。2017年7月，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将审定标准分为高产稳产、绿色优质、特殊类型三类来进行管理。其中，绿色优质分类里，对节水、节肥、节药品种，对有利于优质、适宜机械作业品种审定作出了明确规定。如小麦品种节水节肥品种与对照产量相当、水稻品种米质达到2级优质米标准、棉花品种适合机械采收等。在特殊类型分项中，出现了如糯稻、鲜食甜糯玉米、菜用大豆等改善膳食、调剂生活的品种，以及耐盐碱稻、多年生稻等新的水稻类型。特殊类型允许申请者根据消费者的特殊要求提出相应的审定标准。
品种审定标准的修改，不仅从政策上解决了品种审定与市场脱节、审定标准滞后于生产需求等问题，而且将从根本上改变科研人员的“唯高产论”思想，使高效、优质、节约、友好的理念从“根部”植入现代化农业这棵大树。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但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消费者逆向选择，造成价格信号失灵，消费者出价低于生产者成本，从而迫使生产者放弃绿色食品供给。这种“优质不优价”的现象成为现代化农业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
根据西方经济学原理，价格机制使得高质量产品维持较高的价格，低质量产品获得与其相匹配的较低价格。但这一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消费者有能力区分产品质量的不同。美国经济学家尼尔逊将商品分为消费者在购买之前就可以判断其质量（如品牌、包装、颜色、大小、形状等）的搜寻品、只有在购买后才可以判断其质量（如口感、味道等）的经验品、购买前后都无法判断其质量（如激素、抗生素、农药残留、营养成分等）的信用品。符合高效、优质、节约、友好要求的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均属于信用品，无法自动获得市场溢价。
面对市场失灵的情况，我国政府推出了农业区域品牌战略。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数据，截至2019年3月，共核准注册4996件地理标志商标。但是，由于农业区域品牌主要由政府出资打造，使用者不用投入成本，使用也不具有唯一性，因此维护品牌的动力也并不强。“五常大米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年产只有百万吨的五常大米，在全国销售却超过千万吨。
笔者认为，政府应鼓励和支持新型经营主体的企业品牌及其产品品牌的打造。企业品牌及其产品品牌不仅是新型经营主体获取差别利润和价值的战略性选择，而且是国家推动农产品市场优质优价的必由之路。因为品牌的核心是真实，在企业品牌及其产品品牌上的投入，意味着以真金白银的方式树立企业在消费者心中的信用度。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如果生产者愿意投入品牌建设，就会在生产环节努力保证其品牌所塑造的产品质量，而不会以破坏其产品品质的代价来获取短期收益，损害消费者利益。
此外，中国广告作品年鉴的统计分析表明，优秀广告作品中初级农产品广告数量极少。与农业相关的广告作品仅有乳品、食用油等农产品加工品牌。研究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农业经营主体，没有实力聘请专业广告公司为其设计制作。
因此，在培育农业区域品牌的同时，政府应鼓励、支持新型经营主体的企业品牌及其产品品牌打造，并在广告费用支出等方面给予一定程度的补贴。这将会帮助新型经营主体打破“优质不优价”的僵局，从而有力地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面对来自粮食安全、农民增收、食品安全、环境友好四个方面的目标诉求，如何在发挥好政府作用的同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18年，我国拥有2.73亿户农户，102.89万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189.19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除此之外还有1758个（2017年数据）国有农场。这些经营主体起源不同，市场属性各不相同。
农民是传统的经营主体，属于小规模基础农户，普遍缺乏市场经营的意识和实力。在农户基础上形成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通过组织变革而出现的历史产物，在空间地理和农村资产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覆盖力。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18年，102.89万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拥有15.93亿亩耕地所有权和4.24万亿元资产，覆盖2.73亿户、10.02亿农民。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自愿结合的合作组织，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8年农民专业合作社达189.19万个，成员数7191.9万个。按照经营服务内容划分为产加销一体化服务合作社、生产服务为主的合作社、购买服务为主的合作社、仓储服务为主的合作社等多种类型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无论在不同的细分行业中还是在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上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国有农场是我国在特殊历史时期为保障实现粮食供应等政策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农业国家队。2017年拥有耕地9684万亩，总人口1456万人，6642家独立核算企业，其中包括1758个农牧企业、1405个工业企业、493个建筑企业、489个运输企业、2497个批零餐饮企业。这些企业在农业机械化、有效灌溉、化肥农药使用、单位面积产量、高新技术研发、小城镇环境治理等方面均发挥着示范带动作用。
2016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形成由农户家庭经济、农民合作经济、农村集体经济、国有农业经济共同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体系。
笔者认为，应借鉴系统论的原理，对以上四种经营主体统筹兼顾，引导其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分工协作，坚持家庭农户经济在管理方面的成本优势、示范合作社在规模化生产方面的作用，突出集体经济的财产性收益和其在环境治理方面的便利，推广国有农场在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以及在产业链建设方面的引领作用，以此化解高效、优质、节约、友好目标诉求中的内在矛盾， 形成“ 四位一体 ” 农业经济体系，从而走出农业现代化的新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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