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整体布局的走偏，带来诸多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错位：系统错位、格局错位、利用错位。
一是系统错位。人类农业有两大系统：草地农业系统和耕地农业系统。我国现在是草地农业系统越来越萎缩，“以粮为纲”的“粮食情结”使耕地大举侵占草地，耕地农业越来越发达，草地农业在逐步退化，而人类对肉食的需求又在与日俱增，人们的食物消费结构由8：1∶1变成4∶3∶3（即过去吃8斤粮1斤肉1斤菜，今天吃4斤粮3斤肉3斤菜）。草地超载过牧达到36%，超载过牧又使草场不断退化。内蒙古超载1000多万头。建国以来，国家给内蒙古草地的补贴每年每亩仅0.16元，近几年虽大幅提高，每亩也仅3元。草地农业与耕地农业两大系统的错位发展，带来诸多隐患，一些土地亟待退耕还草，恢复自然生态。
二是格局错位。我国南方雨水充足，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中国历史上就形成了“南粮北运”的格局。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今天南方一些地方不再种粮。广东粮食自给率不足30%，福建、浙江不到40%。中国粮食“十一连增”，主要靠的是水土光热条件差的北方生产，缺水就抽地下水，过度超采已使华北平原20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成为地球上最大的漏斗。为解决北方缺水，国家投巨资搞三条南水北调工程，专家测算，送到北京的水，仅成本价每吨就要30元，如果用这个水去种小麦，每斤小麦仅水的成本就高达15元。用“南水北调”的水种出粮食，再把粮食运到南方供应市场，这又是变相的“北水南调”，是到了该严令南方产粮地区实现粮食自给的时候了。
三是利用错位。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链“人吃种子、畜吃根茎叶”，然后人畜粪便还田作肥料，农业就是在这种循环中向前发展。我们今天打乱这一规律，让动物与人争粮。2013年，全国养牛1.5亿头，羊5.6亿只，加上其他畜类和家禽消耗，饲料粮高达3.8亿吨，动物吃掉6亿吨粮食总产量的大半，近年来每年都以10%左右的幅度在增长。按照传统养殖模式，一只羊日食3斤草、7个月出栏；一头牛日食15斤草、一年出栏。全国每年仅6亿吨农作物秸秆就可以饲养出数亿头（只）的牛羊。因此，应大力发展草食性畜牧业，尊重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链规律，这样才能实现生态有机、可持续的发展。而目前的现实是，大家都急功近利、心态浮躁，不喂秸秆喂粮食，从而导致农作物秸秆无处存放。农民为争种植茬口，一火焚之。政府为防焚烧，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围追堵截，干群矛盾极端对立。为农作物秸秆找个合理出口，一面采用新科技综合开发利用，一面恢复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链规律才是万全之策。
中央已明确对粮食供给定位：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中国人的饭碗里主要装自己的粮食。当今控制世界有“三金说”，货币是黄金，石油是黑金，粮食是白金。发达国家正以“白金战略”，从源头上控制别国粮食安全、粮食主权。
美国在种子问题上有着极强的控制力。2013年，世界销售排在前十位的种子公司中，美国占4席，第一、第二、第七、第九位种子企业都在美国。2013年，世界最大的转基因种子公司孟山都总收入149亿美元，毛利77亿美元，利润率高达51.7%。中国7000多家种子公司不及美国一家，美国杜邦先锋的玉米种子占世界80%销量。我国是大豆的故乡、大豆的原产地，但是我国大豆已被美国转基因大豆击垮，基本上全军覆没。目前，进入我国种业的外资企业已有25家，他们均以强劲的势头挤占我国种业市场，挤兑我国种业发展。种业主权已经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高度关注。美国“9 · 11”之后出台生物国防法，日本、印度等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种子帝国控制，争取种子民主。欧盟诸国也纷纷出台法案，防止种子被殖民化。
转基因种子是种子帝国实施种子殖民化的关键手段，这是被美国人称为“屠龙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从1962年就开始研究转基因，到现在已有50多年历史。基因编辑器具有删除、添加、激活、抑制等多种功能。美国目前的技术可以使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能实现转基因化。转基因是技术，是不是科学还有待验证。技术就带有主观性，科学才具有客观性。人们常说真善美，自然科学解决真、人文科学解决善、艺术科学解决美。转基因属于自然科学，只能解决真，是把双刃剑。因此，习在这个问题上特别强调，“中国人的饭碗里主要装自己的粮食”，对于转基因问题必须坚持“研发要深入，推广要慎重”。
种业是农业的基础产业，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是种业现代化，粮食安全的前提是种业安全。要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就必须把种业紧紧握在自己手中。种业必须上升到国家理念、国家意志、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谋划。
全国六千多万留守儿童，加上两千多万随父母到城里漂流读书的孩子，这个群体就是中国未来农业的后备军。江苏盱眙县调查，青少年案件中87.5%都是来自于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已成差生孩子和问题孩子的代名词。
农民进城打工，虽然挣了一些钱，与务农相比即期收益有所提高，但许多无形的、非物质性损失和未来长期性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一万打工钱，三代离别泪。”特别是儿童教育问题，目前可以说是令人忧心。199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在联合国承诺，教育投入到2000年占GDP的4%，这一目标到2013年才得以实现。教育投入不足，全国推行撤点并校，由原来的50多万所撤并到20多万所，撤了一半。农村小孩面临着新的上学难，有关调查显示，农村小学生家离学校的平均距离为10.8里，初中生为35里。农村教育落后导致严重后果，5亿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为7.8年，1亿多初中生不能上高中，直接走上社会打工，使我国的农业后备军科学文化素质难以提高。
近年来，日本实施接班人计划。1993年，日本制定《农业经营基础强化法》之后，农地流动的方向主要是向“认定农业者”集中。“认定农业者”指那些在改善农业经营效率和扩大规模上有积极性的农业经营者，政府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募有志于此者然后培养，由市町村进行选择和认定，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农业经营者的能力，培养掌握现代技术的农业经营接班人。被认定者即可获得诸多农地经营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这种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我国即将有600多所本科院校改成职业技术学院，这是一件符合中国实际的好事。农村教育，尤其贫困地区、农业大区的教育，应改变千军万马挤一条独木桥的现状，由精英教育模式改为生存教育模式，让大多数孩子从小就学习掌握一门生存发展的技能，以此培养大量的“留得住、用得上”的乡土人才。印度有一万多个教育机构，80%以上都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美国正在开展“工匠运动”，在社区兴办“工匠空间”。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4年6月18日举办“白宫工匠嘉年华”活动，并拟拨1250万美元作为奖金，奖励全国工匠教育和培训。美国把这项活动作为培养制造业人才的平台。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六千多万留守儿童和城市中两千多万的“小漂族”是中国未来农业的后备军，未来职业化农民只能从这个群体中产生，他们的综合素质问题事关农业现代化的成败。不抓好他们的教育，农业现代化只能是“空话”。
“后打工族”是指由于年龄、身体、技能等方面的原因，不得不返回家乡重新务农的农民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他们的生存状态关乎和谐社会的进程和中国现代化的质量。当一些80后、90后农民工拖着拉杆箱，哼着网络歌曲三三两两进城寻梦时，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工正陆陆续续扛着标志性的蛇皮袋卸甲归田。但这绝不是荣归故里，更不是衣锦还乡，而是一种苦涩的选择，一种无奈的回归。
之所以打道回府，要么是年龄大了，干不动了；要么是自身的技术不能与时升级，干不了了；要么是伤病缠身，不能干了。他们是被城市“干完活走人，市民权免谈”政策遗弃的一族。
他们很爱城市，但城市不爱他们。北京有800万北漂，但每年只有18万转户口指标，户口已炒到70万一个。积分制是一条入户通道，但上海、深圳实行积分制的城市，一年靠积分入户的仅3000个左右。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农民工普遍向往城市，有回乡意愿的仅占7%，但现实是在城里买房的仅占0.7%，这两个“7”的巨大反差，值得社会深思。从表面上看，“后打工时代”表现为用人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矛盾，背后隐藏的却是现行的农民工体制，无法保证他们在年轻时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型。由于各方面都不愿意支付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所需的成本，大多数农民工来到城市之后，无法实现“能力再造”，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等方面权益，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事简单的、机械的、低水平的劳作，通过出卖体力和青春换取在城市稍作停留的机会。一旦没有体力可出、青春可换，那么“回家”也就成了农民工唯一而又无奈的选择。“用之而不养之，用之而不护之，用之而不留之”，“后打工时代”集中体现了我国现行农民工体制的弊端，集中反映了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对他们来说，从农村到城市再回到农村，是历史的宿命，想挣脱都挣脱不了。尽管中央正在出台一系列政策逐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但对于老一代农民工为时已晚。
这个群体当前面临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职业病问题。全国有两亿多职业病患者，主要是农民工群体。一份调查显示，85.7％的农民工职业病患者都在自己的家中死去。在人生面临生与死两大关头的关键时刻，身处何处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在家还是在医院是生活质量的根本体现。社会上将看得见的流血的伤叫“红伤”，看不见的不流血的伤叫“白伤”。后打工族群体主要是“白伤”问题。如果若干年之后这些人职业病高发，打工挣的钱也已花光，那不光是个人的痛苦，更是家庭的负担、社会的包袱、政府的责任。上亿患者对农村、农业的拖累，今天很难想象出会是怎样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有3亿多亩耕地没了，英国有个“羊吃人圈地”运动，中国有个“房吃人圈地”运动。我们20亿亩耕地占世界耕地面积的不足十分之一，但我们要养活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我们人均耕地只是美国的十三分之一，加拿大的十八分之一，连比我们穷的印度人均土地都是我们的1.2倍。我们比美国多十亿人口，但美国却比我们多近十亿亩耕地，我们粮食总产6亿吨，每年还需要进口约10亿亩土地的产出物才能满足社会需求。全世界粮食总产25亿吨，参加国际贸易的只有3亿吨，我们每年购买9000多万吨，购买量占总贸易量的差不多三分之一，小麦、玉米、大米、棉、油、糖等主要农产品样样需要进口。即便全世界粮食贸易3亿吨，全买来还不够我们消费半年的，那样我们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世界公敌，全世界有上百个国家缺粮，我们全买了，人家就完了。
耕地的数量锐减，质量也在严重退化。化肥、农药、农膜、重金属污染愈演愈烈。过去100年，世界人口增加了3倍，而用水量增加了7倍，水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7%，且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占81%，而长江以南的耕地只占全国的36%，北方少水，且雨量时空分布不均。
到2013年底，中国有水库98002座，水电站46758座。百米以上大坝全世界45000座，中国占22000个，世界第一，美国只有6600个。大坝造成的生态破坏十分严重，以湖北鱼苗为例。湖北是中国四大家鱼天然鱼苗产地，年产200亿尾，2007年三峡蓄水后，年仅2亿尾，锐减98%。2005年长江水域已建成水库45694座，占全国53.7%，长江鱼类捕捞量因此由1954年的45万吨下降到近年的6万吨。最近美国流行的大片《拆坝》纪录美国如何正为恢复生态而拆除水坝，美国人认为凡是河流都必须有自然生长的鱼类，这才是正常的生态。近年来，美国拆坝年均50－60座，中国人依然在筑坝，且以世界最高为骄傲，它截断的不仅仅是水，而是无数条赖以生存的生态链。物种的多样性也会因生态链的断裂而趋于消亡。
到2011年，全国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的河流已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5万多条减少到2.29万条，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的河流仅有4.5万条，还不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域100平方公里的多。
水体污染不仅受到农业的农药、化肥面源污染和工业的废水排放污染，更受到医药的污染。我国人均消费抗生素138克，是美国的10倍以上，居世界第一，我国地表水含有68种抗生素，有的含量高达几百纳克（工业发达国家一般小于20纳克），另有90多种非抗生素药物从地表水中检出，说明每个人每天只要一张嘴都在被动地吃下150多种药物。工业废水已经使我国产生了260多个癌症村。我国已有1/3国土被酸雨覆盖，可谓逢雨必酸。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农业生产严重受挫，食品安全源头受阻。中央提出对生态环境损害要实行责任终身追究制，这是世界上最严厉的制度，但落实起来还需要深入细致的制度探讨，因为它时长、面广、人众，责任的分割、认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些人就是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在不择手段地“改天换地”，“只要垒起金山银山，哪管日后洪水滔天”是他们的座右铭。杜甫当年慨叹：“国破山河在”，我们今天绝不能让“国在山河破”。全社会都应克服“人是自然的主人”这一错误认识，树立“人只是自然中的一员”的正确理念。自然生态的恶化实质上是社会生态扭曲的恶果。(下)（刘奇，博士生导师，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pg电子游戏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