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数千年、似乎永久天经地义的农业税赋，在改革开放40年中的2006年全面停止征收！这是共和国国力逐步增强的展现，闪烁着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光辉。
作为一名长期跑农村报道的新华社记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天，我到总社国内部农村组，跟副组长曹绍平聊天。谈起我某篇稿件能不能评个好稿时，他说：“一个农村记者，一年能为农民说一句线篇好稿的意义还大。”这句话从此改变了我的新闻价值观。
1996年7月26日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一条《禹州市苌庄乡按人头征收“猪头税”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消息吸引了我，于是立即打电话给新闻报道的记者冯肖楠了解情况。
三天后，河南台又播了一篇跟踪报道，说问题已于27日得到解决，于是我便未再把那新闻放在心上。可是30日早晨6点钟，冯肖楠给我打电话：电台播了那条“问题解决了”的稿子后，又接到群众反映，说问题根本没有解决，我们打算再去采访，你去不去？我没有犹豫，与他们一同上路了。
车子跑了近两个小时，来到苌庄乡境。这里是半山区，村子很穷，房子破破烂烂。听到我们采访“猪头税”的事，村民们围上来，气愤异常，七嘴八舌，都说是按人头收的，每口人11块（元，下同）钱。不管养不养猪，都缴这个数。
一个叫刘群昌的农民很生气。他说他在按人头缴“猪头税”之前，已经缴过“猪头税”啦，是在卖猪的时候缴的，“但是这次还叫我再缴33块，因为我家3口人”。
正好村里来了一个收猪的老头，我问他，你收猪的时候是不是收“猪头税”呀？他说，收哇，一头猪40块钱的税。税票我都随身带着哩。
听了他的话我又想：卖猪时缴一次，按人头平均摊一次，那杀猪的还缴不缴税了？听说附近的玩北村有杀猪的，我们当即赶去。问屠宰户刘国义缴不缴“猪头税”，刘国义说，怎么不缴呀，税务所的人先是来查猪头，一头40块，不管大头小头。后来税务所的人嫌查猪头麻烦，就改为定缴，一个月包多少头，不杀也得缴。
一头猪征收三道屠宰税，尤其把它变成按人口分摊的“人头税”（外地还有按农户承包责任田分摊的，人称“田亩税”）压到农民头上，明显违反国家、地方相关法规，大大加重了农民负担。我就此先后写了两篇消息配两篇短评，《经济参考报》均头版头条刊发，新华社通稿选用播发，十几家省级以上报纸转发，《人民日报》刊登相关评论，《南方周末》刊发原创漫画，中央电视台口播短评；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评稿例会予以“特别赞扬”，《新闻业务》评稿文章称之为“一组揭露和评说加重农民负担问题的深度报道”，“它不只是单纯地报道某地发生的这件事，而且给全国其他地方给农民加重负担者敲响了警钟”。
这组报道之后，“猪头税”事件相关责任人受到处分，多征的钱退给了农民。几个月后的1996年12月30日，中央下发《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定》（1997年4月1日各大报公开发表），该“决定”的第一条说：“……屠宰税必须据实征收，不得向农民下指标，不得按人头、田亩平摊”。
我跑农村的总体感觉：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2年较大面积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间，是农民负担愈来愈多、愈来愈重的时期。
农村由人民公社体制转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迅速解决温饱问题，多余农副产品的出售也换来些许现金收入。这给人一种感觉：农民富了，可由农民出钱办一些乡村的事情了。于是，除农业税，有了“三提五统”——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的提取；农村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费用的统筹。
严重的问题是，除了这些有名目的收取，五花八门的搭车收费多如牛毛。农民把国家征收的农业税称为头税，把提留统筹称为二税，把摊派、罚款和干部贪占花费称为三税。普遍的情况是“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我的《警惕农民负担的“七十二变”》短评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有七十二般变化。他的“七十二变”，除了个别情况似有不轨，主要用于对付妖魔鬼怪，用来做善事。而今一些地方官员，在农民负担上也搞“七十二变”，大掏农民腰包。你允许我收统筹提留农业税，我就往里塞各种费。……硬的基础设施要求标准化，软的服务性工作也搞标准化，而且这也要求大办，那也要求大办，达不到标准就扣分罚款。
殊不知此时乃“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时期，重负之压下的农民，往往禁不住最后一根稻草。
1988年河南省民权县大旱，全县夏粮减产41.9%。这个县的程庄乡更甚，减产49.1%。程庄乡程东村蔡庄农民蔡发旺家，由于特殊原因情况更惨，总共只收了700多斤麦子，不及往年的1/4。虽然减产这么重，但全县粮食定购任务却一两不减。程庄乡不但不减，反而在县里分给的509万斤任务上加码9万斤，且要求“全年任务一季完成”。蔡发旺家定购任务400多斤，如果完成的线口人就几乎没什么吃的了，加上其他理由便顶着不交。
7月11日夜，乡党委书记命令派出所司法所干警，把蔡发旺“弄到乡里教育教育”。68岁的蔡老汉先是在屋里警们用皮带鞋底打，又被拖拽到院里铐在树上打，头部、背部、胳膊、腿、睾丸等皮开肉绽18处后倒地。下半夜趁打手入睡，他用一根塑料编织带，把自己遍体鳞伤的躯体，吊死在派出所门前宣传栏的铁架子上。
这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发生的第一桩恶性命案。口头上怎么说这样的事情，文字上怎么写这样的事情，领导层怎么处置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先例，故而上下左右均不知所措。媒体失语，以至于死者陈尸乡政府200多天无人问津。
我实在看不下去这种“死局”。于是便到总社找支持。国内部第二编辑室张新民、王京文同志听我谈了情况后立即拍板：要，你回去写吧！
回到郑州，我向分社领导汇报说，总社让我写民权的案子。分社同意后，我和老记者张玉林、朱广智同志采写了《农民停尸乡政府260天的报告》，新华社分两期刊发参考报道，《农民日报》以《一具冤尸与一个》公开发表。
报道立即引起反响。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秘书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河南省委书记杨析综等相继批示，河南省高法、省检察院、商丘地委迅速行动，案件查处立即进行。
当这第一桩恶性案件发生时，我以为是天大之事，全国都会震惊，各地都会引为教训，不会再让此类悲剧重演。谁知，有了这第一后，许多地方居然又出了第二、第三、第……据我实地采访，全国超过2/3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相继发生了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恶性案件。引发恶性案件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也就三五百元钱、三五百斤粮，或者一头猪、一台黑白电视机，甚至50元钱、19斤麦子……
更为恶劣的是，有的农民实在忍受不了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的祸害，向上反映告状，竟招来杀身之祸！
1994年7月31日是个星期天，一位朋友秘密来访，我赶紧接待。他谈的线索让我目瞪口呆：南阳地区邓州市陶营乡徐楼村村干部密谋，把一个叫陈重申的农民给杀了！
第二天刚一黎明，我和分社司机刘国章，冒着采访风险（第二次再去时地方公安为防意外派便衣跟着我），冒着三十八九摄氏度的高温上路。苍蝇乱飞乱爬的路边店水饺饱肚，300多公里奔波，直到下午我们才赶到徐楼村。
村头上，一些人在树下避太阳。一听我问陈家的事，立即围拢过来叙说。那一天奇热难挨，除我以外的男子，几乎全都短裤衩子光脊梁，我则长裤短褂“正襟危坐”，加上一丝风也透不进人圈来，更使我热得汗流不止。褂子湿了，裤子湿了，拿笔的手湿了，捏采访本的手也湿了。然而我顾不得擦一下汗，只是一个劲“嚓嚓”地往本子上记。越记心里越沉重，渐渐地，从我脸上往下淌的，流进口里的，说不清是泪水，也说不清是汗水，反正都又咸又pg电子平台涩。
谈完又挨家访问农户，不少人家一贫如洗。陈重申所在的村民小组，农民实际年人均纯收入不过300多元，然而却要负担人均100多元的各种提留摊派收费。于是，58岁的陈重申就根据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多次跑邓州市、南阳地区和向省有关部门发函，反映村里“三乱”（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情况。陈的告状行为让乡村干部非常气愤。乡政府主要负责人授意村党支部书记“收拾”陈，于是村干部就研究设谋，黑夜里从家诱出陈重申将他勒死。
此案的参考报道引起同志高度重视，中央主要领导作出长篇批示，内容广及农村基层组织、农民负担、农村经济政策、农村宣传等重要问题。最终4名党员干部被判处死刑，两名判有期徒刑，数十人受党政纪律处分。
2004年伊始，中央颁发一号文件：《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央连发5个“三农”问题一号文件，相隔18年之后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我不由心绪怦然。2004年的一号文件，是试图解决农村累积问题的转折性文件，关乎几亿农民“转运”。
于是，我们《新华每日电讯》编辑部提前策划，由我带领报社编辑记者，联合新华社驻地方分社记者，到鄂豫皖三省乡村调研十几天。在媒体公开发表一号文件不久的当年两会期间，《新华每日电讯》推出三个版的《甲申农鉴——鄂豫皖部分农区调查》，如实反映一号文件面对的严酷现实。400多家报纸网站转发，读者来信来电评论以千计，成为表委员热点话题。河南代表团有的代表建议国家尽早全部取消农业税，河南省更要先行一步。
此后，鄂豫皖的这些乡村成为《新华每日电讯》多年定点调研基地，报社派多名编辑记者轮流前往采访调研，少犯跟风、漂浮错误，也为自2004年开始的每年一个“三农”问题一号文件的效应提供镜鉴。
我们不无欣慰地看到，那一年3月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宣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
这一宣告引起巨大反响，各地积极回应，一个接一个宣布提前全部取消农业税。到年底，全国便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宣布2005年取消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废止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